第二部分谈话内容（卢业伟和索大贵的谈话，他们俩的谈话是和郝队长与索大友的谈话同步进行的——主要是防止兄弟俩串供。）：

卢业伟：你们家和陶为良家的关系怎么样？

索大贵：我们是老表，关系肯定好了。

卢：你们两家以前有没有什么积怨呢？

索：没有。

卢：据我们所知，自从发生了一九五零年秋天那件事情以后，你们两家之间就有积怨了。

索：一九五零年秋天的事情和陶家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卢：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装糊涂呢？一九五零年秋天，你父亲索梁栋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躲藏在陶家，陶为良的爷爷知道这个情况后，为了保护家人免遭你父亲索梁栋的牵连，便苦劝你父亲主动到公安机关去自首，在苦劝无果的情况下，陶为良的爷爷选择了报案，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索：很抱歉，父亲出事的时候，我还小，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十分清楚，家里人都瞒着我——他们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情，奶奶还将我送到亲戚家呆了一段时间，最后，连我母亲的葬礼都没有让我参加，长大以后，也没有人在我跟前提父亲和母亲的事情，亲戚和乡亲们也从不在我跟前提过去的事情。

卢：你今年多大？

索：我今年三十四岁，我父亲出事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在我们家，唯一的忌讳的就是我父亲的事情，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绝不会有人在我跟前提我父亲的事情。每年清明节，家里人到父母坟上去扫墓，只是烧烧纸，磕磕头，什么话都不会讲。

卢：你的意思是，发生在一九五零秋天的事情，包括陶家和这件事的关系，你也不知道吗？

索：我知道一些，我也不是榆木疙瘩，多少知道一些，但不是很清楚。

卢：你是说，你是知道陶为良的爷爷告发你父亲的事情啰。

索梁栋出事的时候，索大贵虽然年纪不大，但不可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天，母亲悬梁自尽，不久，奶奶也病逝了，接二连三的祸事，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的心中，应该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索大贵以自己年龄尚小为由，回避一些应该知道的事实，其目的应该是回避陶索两间之间的恩怨。在这一点上，索大贵的态度和哥哥索大友的态度有着明显得区别。索大友采取的是正面应对。但兄弟俩的目的是一致的：否认索、陶两家的历史积怨。没有积怨，何来报仇的动机呢。

索：我知道，但不能确定，我曾经问过我大舅，大舅说没有这回事情，不要听别人乱嚼舌头根子。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该丢到一边去了，人总要面对未来。我知道舅舅的意思——该放下的事情就的放下——家里人怕我找陶家人寻仇。

卢：你问你大舅，是不是想证实陶为良的爷爷告发你爷爷事情？

索：不错，我们家和陶家一直走得很近，如果陶天章告发我父亲的事情是真的，那我们索家就不应该和陶家走得那么近，至少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错，我父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可他毕竟是我父亲，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个父亲，陶天章出卖我父亲，他就是我们索家的仇人，他不但害死了我父亲，还害了我母亲和我奶奶。我们索家人却反过来和陶家人陶近乎，这——我无法接受。不错，这些年来，陶家人是帮衬我们不少，但那是他们心中有愧，他们是在赎自己的罪孽。

索大贵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一九五零年秋天发生的事情，在索家人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陶为良夫妻俩之所以帮衬索家，为索家付出了那么多，也是想弥补陶家人对索家人的亏欠。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索家人之所以不在索大贵跟前提一九五零年秋天的事情，就是不想让仇恨的种子落在索大贵的心里，并且生根发芽。大哥索大富是一个瞎子，索大友理所当然成了索家的主心骨，索大友是担心索大贵向陶家人复仇。

卢：在陶家灭门惨案发生前几天，你们兄弟俩是不是到陶家去过呢？

索：不错，我们是去过陶家。不但去了，我们还带了不少东西。

卢：是哪一天？你还记得吗？

索：是十一月二号。我们家杀了一口猪，我爷爷让我们送一点新鲜猪肉给表哥表嫂吃，我们兄弟俩顺便上山打了几只野兔和野鸡。

卢：你爷爷还健在？

索：我爷爷还活着，每次进城到陶家去，都是我爷爷的意思——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我父母死的早，爷爷是我们兄弟三人的主心骨。本来，我是不想去的，但爷爷的话，我不能不听，所有人的话，我都可以不听，唯独爷爷的话，我不能不听。

索梁栋的父亲还活着，这样一来，有些事情就能解释的通了，不让家人提一九五零年秋天的事情，应该是老爷子的意思。上了年纪的人，对恩怨看得比较深透，他不希望自己的孙子深陷复仇的梦靥。

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

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我在家，和老婆在一起。

和老婆在一起，这也就是说，只有老婆能证明索大贵十一月六号晚上在家，成了家的男人，天黑以后，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肯定和老婆在一起，和老婆在一起，只有老婆能证明自己。想找到第三个证人，索大贵做不到，警方也做不到。做不到，那就没法得出结论。如果不能证明索大友在说谎，案子就没法查下去。

卢：照你这么說，只有你老婆能证明你十一月六号夜里在家啰。

索：不错，你们肯定不会相信我和我老婆的话。信不信，由你们——事实就是这样。

卢：你再好好想一想，看看还有谁能证明你十一月六号的夜里确实在家——和老婆在一起。你可以把十一月六号晚上天黑以后到十二点半之间的活动的情况说一下。

索：你们一定是怀疑我和陶家的案子有关系。警察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陶家人是什么时候出事的？

卢：陶家四个人遇害的时间在十一点半——十二点半之间。

索：那我就能说清楚了。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我在隔壁范小军家打八十分，九点半钟左右回的家。回到家，洗洗弄弄，十点钟上床睡觉，十二点钟，我喊儿子起床撒尿——每天夜里十二点钟，我都要准时喊儿子起床撒尿。小时候是他妈妈喊他撒尿，长大了以后，害臊了，这事就得我做了。回到家的时间和喊儿子起床撒尿的时间，都能说明我没有作案的条件。从我家到城里，坐汽车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关键是晚上十点钟，公共汽车就停运了，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得两个多小时。即使我能在十一点半之前赶到作案现场，做完案以后，半个小时，无论如何也回不到家。

之后，卢业伟找邻居范小军夫妻俩和索大贵的儿子索阿宝了解情况，范小军夫妻俩证实，十一月六号的晚上，索大贵确实在范家打八十分，八十分打到九点半钟左右，索大贵就回家去了。打八十分的还有另外两个邻居，卢业伟找这两个邻居核实，两个邻居的说法和范小军是一致的。索阿宝也证实，每天晚上十二点钟，闹钟一响，爸爸就回准时喊他撒尿，因为他过去有尿床的毛病，所以，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准时喊他撒尿。

第三部分谈话内容（郝队长和陈怀仁的谈话记录；卢业伟和李正林、蒲永江的谈话记录）。

我们先来看看郝队长和陈怀仁的谈话记录：

郝：你和索大友是什么关系？

陈：我们是姑表亲。

郝：你知不知道一九五零秋天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