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气炸了，导火索是《氏族志》。

即使事先得到了李世民的亲口指示，第一版的《氏族志》却成了，一个最拉垮而不可接受的半吊子工程。

李世民首先分析了现状，“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衰败），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然后，他提出了修氏族志的目的和准则，“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贞观八年，高士廉修好《氏族志》初稿，却修出了一本让李世民大为光火《氏族志》。

高士廉按照传统和惯例，将山东的崔民干，后避李世民讳，叫崔干，定为当世第一等。

崔民干当时的官职是黄门侍郎，是李唐王朝的正四品官职，排名在他前面的皇帝，外戚和宰相们，反倒居于崔氏之后。

高士廉这种排名，也不能说是错误。

这是修姓氏录，本质上是魏晋以来的士族和九品中正制的文本体现，按照几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排座次，讲尊卑，似乎也说的过去。

任何年代，修谱都是一件大事，何况是这种全国性的修谱，其重要性，足以比肩修史。

这次修撰《氏族志》的成员，是一个天团，主要由四个人牵头。

高士廉本人是山东的著姓，累世公卿。

韦挺出自关中，是首姓甲门，门第奢华。

岑文本出自江南士族，世有文名。

令狐德棻是代北右姓（北魏胡族系统）。

李世民确实是雄才明主，当世四大势力，关陇集团，代北右姓，山东人士，江左人才，方方面面，全部兼顾，再加上吸收当世谙练门阀的知名士大夫，足以称为当世一等一的修谱天团。

他们耗时两年，呕心沥血，才完成初稿，但李世民非常不满意，他给出了自己具体的意见。

如果第一次修谱时，李世民只是给出了指导思想和原则，那这一次，李世民就是具体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

中间的差别，只在于一点，修谱的标准，是“尚官”还是“尚姓”？

毫无疑问，高士廉的初稿，依然延续了门望郡姓的传统，是一种中规中矩又应合时俗的谱牒，

它的本质，是传统。

但李世民的要求不同，他有现实的政治需要，他将《氏族志》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产物，他要尊崇李唐的皇权。

他的标准非常简单，“尚官”而不是“尚姓”。

初稿之后，李世民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不满，甚至有些愤愤不平。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

然后，他为自己和当朝大臣鸣不平，“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

最后，李世民直接介入修谱，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也是必须要贯彻的指示。

“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做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

李世民的意见非常直接而明确，谁更尊贵，谁更高人一等，不要看祖宗几代，就看他今日的官阶，官大的就是高等，官小的就低级。

其实，李世民所说，大抵是实情，当世的大族，在历次战火残酷的清算中，早已是风中残荷，飘零殆尽了。

以江南为例，永嘉之乱后，虽然晋室衣冠南渡，侨姓以王谢袁萧为尊，本土吴姓以顾陆朱张为上。

但经侯景之乱被连根拔起，再加上南梁江陵之陷，被西魏强制掳掠了十几万人口，北入长安，其中大部分也是江南的士子和高门大阀，他们进入关中之后，很多都泯然于世，没为奴隶。

平陈前夕，江陵梁萧士族再一次被征北上，以致家乡父老，拦道垂泣，“吾王不反矣。”

平陈之后，隋朝又做了一个釜底抽薪之事，陈氏一朝，官僚士族，连绵五百里，尽数北归。

江南王气黯然消。

河北山东也是重灾区。

隋末义军，只要逮到一个隋朝的官吏，或是当世大族，按照以眼还眼的原则，必定诛杀无遗。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河北，天下之大，苦隋久矣，暴乱似乎都充满血腥和毁灭性。

窦建德是个异类。

他礼遇旧时势力，才得以迅速崛起，并深孚人望，被认为具有竞争天下之主的资格。

但天下只有一个窦建德，在经过起义者无数轮的收割后，当世大族，早已奄奄一息。

唐初李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诏令中明确说，“（士族）近世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夷绝。”

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也一样是“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

但士族的精神和传统以及骄傲不灭，事实上的艰难处境，并不会击垮他们再起的信心。

李唐一统天下，在文化认同上，是他们重新崛起的机会。

千载难逢，他们绝不会放弃。

因而，李世民修定的《氏族志》，当然会招到世俗传统力量，尤其是山东人士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