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李承乾的属官，都是当代名儒，是王佐之才，却不是争霸之士。

这和魏王李泰一系官僚孜孜求进，大不相同。

其中道理，不言而喻，太子是帝国将来的皇帝，其师傅们自然需要教导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名重言顺，以德以功以名为重。

但魏王李泰以四子的身份，想要夺嫡，就需要长于政治，融汇八方的干练官僚。

况且，李承乾的师傅们，都是由李世民指定，以辅佐太子成为未来合格的皇帝而言，李世民确实安排了当世最优的老师，可以让李承乾耳濡目染，功德日新。

可惜，李承乾终究不是那个可以托付天下的人。

他得人而不能用，可谓失人。

太子左庶子是大名鼎鼎的于志宁。

他是北周太师于瑾的曾孙，于志宁在李渊入关时，率领乡党归降李渊，是元老级别的旧人。

他也是李世民时代的十八学士之一，虽然他只是文士，但在李世民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有一次，权贵们欢聚内殿，李世民没有看见于志宁的身影，心中大感奇怪。

左右侍臣如实上奏说：“敕召三品已上，（于）志宁非三品，所以不来。”

李世民并不是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召来于志宁，特别允许他参与宴会，并且当场加授他为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

李世民推诚布公地对于志宁说：“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今皇太子既幼少，卿当辅之以正道。”

皇太子的左庶子，职责重大和压力等身，一般都会成为新朝皇帝的核心大臣，可见在李世民心中，于志宁足以托付家国。

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是李世民对于志宁的心理定位。

于志宁没有辜负李世民的重托，他尽心尽力教导李承乾，或者是觉得李承乾过于不上道，于志宁便走了一条曲线规谏的路。

他写了一本书，叫《谏苑》二十卷。

当然，于志宁也不仅仅只是写写书，对于李承乾的错误，他也一样明确指正，以不负李世民托付之义。

但李承乾孺子不堪教，也太不上道了。

即使再加上一个大儒，也依然白费力气。

当世大儒，魏晋南北朝经义集大成者孔颖达，写出了传世之作《五经正义》，一改版本繁多，经义错漏，歧义丛生的弊病，成为后世读书人的格式化范本。

他是李承乾的右庶子，虽然尽力规谏，多所讽喻，也无济于事。

李承乾依然我行我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李承乾所做所为，太子府中人看在眼中，很多人怕说多错多，惹怒李承乾，为了免祸，他们开始明哲保身。

规谏既然不顶用，那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李承乾胡作非为。

或者这也是一种免祸之道。

这种理念的代表是令狐德棻。

他是二十四史中《周书》的主修者，实际上，他参与二十四史中八史的编撰工作，是当世知名的大家。

但他近距离看到李承乾的倒行逆施之后，身为太子右庶子，竟然无只言片语进谏。

天道有轮回，自保虽然是一时之计，却非长久之策。

在李承乾事败，太子之位被废，太子府人员，被秋后算帐时，于志宁被免于苛责，但令狐德棻等却被免职。

可见天理公道，自在人心。

但不处其境，不承其压，也无法苛责于人。

因为李承乾不仅离经叛道，他还准备大逆不道。

如果说李承乾以往所做所为，已经失去李世民的信任，也伤害了李世民作为一个父亲的心，但父子之情，家国之事，并没有绝对恶化，也不一定就被判了死刑。

从当时情势来看，李承乾太子之位虽然岌岌可危，但李世民还想再救救他，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可以从李世民任命魏征为李承乾的太子太师就可以知道。

当时，朝廷之上，已不仅是潜流暗涌，兄弟夺嫡之争，已经表面化了。

李世民心中通透，知道事情一旦开始，可能又是家庭之内，血缘之亲的一场残酷杀戮。

他自己就是通过军事政变登上皇帝之位，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腥风血雨，也背负上杀兄屠弟的千古骂名，如果自己的儿子们再来一次，那他李世民，将如何自处，千年青史，又将双何落笔？

李世民心中感到极端的烦闷，他准备以实际行动来平息这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