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人已去，新人当道.

李世民展示了他一生之中，金光闪闪的优点，那就是不拘一格识人才，择才而用。

唯有人才，才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的上限。

识才得才用才，才是李世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贞观治世，人才济济，李世民曾经站在高楼之上，看着士子们兴高采烈地拜舞而去，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这虽然是对于贡（科）举选才的感叹，但自从太原起义，到征战扫平四方，直至登基为皇帝，李世民从来都在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的路上狂奔。

但作为皇帝的他，求才得贤用人之路，却并没有想象的顺利。

用人之道，随世变化，有一个转变。

春秋战国是世袭，讲究世卿世禄，做官是垄断行为。

两汉以降，察举制和辟召制占主流，毫无疑问，这种资源会被权力和财富所左右，沿及魏晋，终于发展成极致的九品中正制。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阶层固化分裂，一切以门第出身，瓜分社会资源。

但进入南北朝后，社会变化剧烈，南北士族阶层不可抑止地衰败，加上社会矛盾错杂，“唯才是务”再一次提上议程。

于是，科举，作为一种选才的考试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

但科举选才，在唐初的影响和规模都非常小，贞观一朝，平均每年进士科取士，大概是九人左右，相对于官僚体系而言，实在微不足道。

科举制不得其力，选士主要还是依赖举荐了。

这是李世民的烦恼。

贞观之初，他就曾经责备封德彝，说让他举贤，却不见丝毫动静。

封德彝自然有一套说辞，“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

李世民对此不能同意，他反驳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李世民求贤若渴，深知武力可以得天下，治天下却需士人共同戮力辅佐。

他不止一次对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

李世民有此心，也尽力躬行此事。

贞观一朝，用人之道，大抵是新旧并用，士庶同流，官民齐进，汉夷共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已。

李世民本人就善于发现人才。

马周就是他拔擢于寒微之时，最后成为一代贤相。

马周号称深识事端，动无不中。

李世民曾以亲口赞誉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马周的同事，中书侍郎岑文本对于马周心服口服，曾经私下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说：“吾见论事多矣，……（马周）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男性在公开场合的赞扬，或者是圆滑应酬所需，但一个男人私下对另一个男人的赞美，那就是真正的赞美。

尤其是已经位居帝国宰相之职的成功男人，私下对马周的赞扬才是真正的价值千金。

可见马周实在是一个能人。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马周自小孤贫而落拓，虽然饱读《诗》《传》，但因为出身寒门，不为乡里所重。

他凭借才学，在州里弄了个助教谋生，但他不务正业，天天饮酒为乐。

为人师表者，无表率之则，他这工作干得憋屈，屡屡遭到刺史的责骂。

马周受不了这种鸟气，当场发飙，拂衣而起，助教也干不下去了。

但人要吃饭睡觉，需要生存。

他开始了飘泊之路。

南游中原曹汴之地，但人逢背运，喝水都会塞牙，他再一次被浚仪县令给羞辱。

好男儿志在四方，马周根本就相信自己一身所学，世上就没有一个人识货。

他发下誓愿，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之上，秀出自己的风采。

他要选择一个更大的舞台，那就是李唐帝国的都城长安。

货卖与识家，他的目标，他想辅佐的对象，是这个帝国最高领导人李世民。

他需要借助一个跳板。

马周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投靠在中书舍人常何之家，这是他人生新的起点和篇章。

他蜇伏起来，等待一个一鸣惊人的机会。

马周没有等太久，贞观五年，李世民下令，让百官们上书言事。

常何是个武人，不通文墨，况且，即使粗识文字，也不敢班门弄斧，当时的惯例，都是由门客们写作润色，然后署主家名字，再上交。

这就是马周能寓居于常何之家的价值，养士千日，用兵一时。

马周不负所望，他援笔起草，洋洋洒洒二十余条，都是当时切中时弊，深合李世民心意的奏文。

这引发一个奇迹。

李世民见到常何的表文，大感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