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西域的铁杆，高昌有异心了。

直接的起因是焉耆要重开大碛路，实质上是对于丝绸之路掌控权的争夺。

西域地处东西交汇之处，是丝绸之路的重点核心地段，西域各绿洲政权，很多都由天生就是商人，缁铢必较的粟特胡商为主体。

他们能够充当中西方贸易的中间商，低进高出，大搞商品流通，积累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财富。

因而，谁能在丝绸之路上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谁就是最成功的商人，也是最富有的富人。

财富和权力，都足以让人丧失理智，更容易蒙蔽人的眼睛。

高昌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传统上，西域有一条从焉耆出发的大碛路，当年焉耆就是靠着这条黄金之路，财富之道，富得流油。

但隋时战乱纷起，这条路被废置了。

当焉耆向李世民进贡、效忠时，重开大碛路，就必然提上了日程，也得到了李世民的肯首。

高昌不干了。

这直接抢走他的生意和客人，也就是断了它的财路。

断人财路，当然是大仇。

但真正的原因，却是高昌当时已经无法自己作主，它已成为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傀儡政权。

乙毗咄陆可汗为了对抗唐朝，准备利用高昌直接和唐朝叫板。

高昌没得选择。

这直接导致李世民的西域政策进入第三阶段，那就是直接派兵进入西域。

高昌的情势看上去很美好。

当时，高昌国内有西突厥的吐屯监国，并且双方通过联姻巩固和浓度捆绑了关系。

高昌也得到了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承诺，一旦有事，将武力支持和保护高昌。

为了取信于高昌，乙毗咄陆可汗甚至于在新获得的可汗浮图城，那个和高昌仅仅只是隔了一个天山，让阿史那步真驻军，作为高昌的声援。

为了防备唐朝可能的进军，高昌本身也做足了功课。

高昌国主麹文泰甚至派出使者，想策漠北反薛延陀，一起反唐。

高昌的使者以充满煽动的语言说：“（薛延陀）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唐王李世民）敌也，何须拜谒其使。”

但当时薛延陀正和唐朝处于蜜月期，就将此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李世民。

并且，为了交好唐朝，更确切点说，薛延陀有意向西方扩展势力，这其实是必然也是明显。

因为薛延陀为了西进大计，早就将自己国内的军事区划，改变成东西两个大区，以区别于刚击败东突厥时的南北分区。

这是薛延陀国家战略的转型。

薛延陀甚至向唐朝提出了一个助兵夺取西域的计划。

“高昌虽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实，擅发兵与欲谷设（乙毗咄陆可汗）击天子所立之国。奴受国恩，常思报效，乞发所部为官军（唐朝）前驱以讨之。”

李世民也敏锐地感觉到高昌发生的变化。

况且，高昌的胆子，也确实越来越大了。

他们先是联合西突厥，击破了焉耆三城，俘虏了一千多人口，而对于投奔高昌的原突厥人口，也隐匿不报，更不按照惯例，遣送到唐朝。

作为一系列动作，高昌更是阻塞西域各族前往唐朝的朝贡之路，并且派兵抄掠使节团。

山雨欲来风满楼。

显然，原来亲唐的高昌，现在已成为反唐的急先锋。

如果唐朝要经略西域，就必须狠狠教训高昌，也必须狠狠打击西突厥的嚣张气焰。

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

李世民说干就干。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召见了高昌使臣，向麹文泰发出了严厉警告。

李世民声色俱厉地说，“恶而不诛，善者何劝？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国。”

然后，李世民征麹文泰入朝。

但麹文泰早已身不由己，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他拒绝了唐朝的征召，并且继续我行我素。

双方再无回旋余地，只能兵刃相见。

但在正式出征前，李世民再一次展现出他战略大家的风范。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做了两个布置。

一是他并没有和漠北新的霸主薛延陀联合出兵，相反，他给薛延陀送上了一份厚礼，让他们无法分心西进。

那就是让在河套地区休养生息的东突厥余部北上，并且让他们和薛延陀在漠南漠北分别立足。

这等于给薛延陀狠狠插上了一刀。

薛延陀的地盘就是踩踏着东突厥和尸身创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