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弘上了一道万世皆闻的奏疏。

他这道奏章，核心在于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

牛弘首先讲述了典籍的重要性，“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

然后，针对现状，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为国之本，莫此为先。岂可使之流落私家，不归五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

历经三百年动荡和分裂，承载文化和文明的典籍，已经零落消散殆尽。

如果再不收集整理，中华文明就会面临断层。

文明和文化的认同，才是我们这个族群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要汉族的文明延续，即使我们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也有站起来的可能。

牛弘深知杨坚重武轻文的心理，他收集整理文化典籍，上升到治国和安天下的高度。

正中杨坚一心为政，一意为小家，也为大家庭的心怀。

杨坚本人并无多少学术，他在历史上也只留下一首小小的五言诗来充充门面，加上得位不正，也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病。

但如果能备藏典籍，这是一个大的功德，也是历代帝王必修的功课。

承丧乱之后，更容易做出成绩，自已就可超越前代帝王。

这是开创性的大事，必有万世之名。

于时有实用，于后世有大名。

杨坚立刻同意牛弘的建议，他下了一道诏书，软硬兼施，天威以临，利益可惑。

他正式发文，向全国各地，各级官府和私人征集藏书，这是勒之以威。

同时，他也规定“献书一卷，赉绢一匹。”，这是动之以利。

牛弘充分考虑到藏书者，吝惜和宝贝自己藏书的心理，做了一个人性化的规定，他让这次国家藏书的行为，变成“借书”。

有借才有还，如果仅仅是收缴，那就失去了献书的积极性和意义。

国家抄完书后，还会将原版的图书，原物归还藏书方。

这真是内行人做内行事，是爱书者与藏书者之间的君子约定。

这种规定，免去了藏书者的后顾之忧。

对于读书人而言，家有万金，不如藏书一箧。

当时的书籍，来之不易。

每一个字，都需要用手抄写，同时，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藏书者依靠家族的藏书，可以诗书传家，也就是保留了世代做官的工具和可能。

收书，抄书，藏书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最终大成。

虽然后来历经战火之毁，砥柱之沉，但牛弘一策，让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薪尽火传，绵延万代，实在是一件有大功于当世，并泽及后代的大功德。

杨坚能如此迅速地，确定和推行各项制度，得益于他新的核心领导层的高效运作。

这一切的功劳，都来自于天才而忠诚的隋初四贵。

他们树立权威之路，却历经曲折和艰难。

杨坚把自己和他们绑在一起，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甚至直接站立于他们前头。

和他们一起，并肩齐心协力，向朝中的传统势力，几经斗争，才得以磨砺而出。

当年杨坚重用苏威之时，就发生过一起典型的战斗。

苏威是官十代，苏家世代高官，以帝王之佐之师之友自居，苏威继承了他父亲苏绰的政治遗产。

苏绰，是北周一朝政治制度和实务的核心和奠基之人。

苏威家学渊源，他也像父亲一样以天下为己任。

隋朝的律令等文字性的规范，基本都是苏威在主持制作和修订。

加上杨坚一朝，基本继承了原北周的官僚体系，因而，苏威在隋朝的官场，成了一种象征和图腾，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地位。

杨坚初用苏威，立刻就将他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位，一个人身皆五个要职和实职。

这立即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因为一个人占得多了，就会挡住别人的路。

传统的以军功和出身为依凭的关陇贵族集团，察觉到杨坚树立新朝核心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