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开天地，就要建立秩序，定立规矩。

在暗无天日的五胡乱华时期，在政权走马灯似的南北朝时代，那是三百年漫长混乱的分裂年代。

所有的传统秩序和规则，全部遭到破坏，杨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无规矩不成方圆。

要想长治久安，就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确立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才可能让新朝生气勃勃，昂然奋发。

杨坚足以比肩秦始皇，他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最基础的工作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为帝国树立起统一的标准。

在政权林立的分裂时期，地方货币和各种临时性，应急型的土办法，层出不穷，以致于全国各地，都割裂成一个个相对封闭和保守、自己自足的区域。

从长期来说，会留下再次分裂的隐患。

杨坚要破旧立新，巩固大一统。

正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车同轨，书同文，并非是纯粹的好大喜功，而是非常高明的治国之术。

统一的国家，需要从思想根源上确立统一。

首先要在文化上和秩序上确立大一统的理念。

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才可能发展成为蒸蒸日上的庞大帝国。

这也是中国大地上，虽然历经无数次分裂而依然能够重新归一，并且统一的基因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中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必须建立文化和文明的认同。

汉族和汉族政权，历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原因，就在于文化认同。

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断层断裂了，或者被外来文化侵占渐染，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杨坚统一货币时，以城市为中心，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

当时所铸之钱，分为四等，而民间的私铸，更是名品甚众，轻重不等，用来流通时，根本就无所适从。

在军国一体化，一切以战争为中心之时，还可以用粮食，绢帛等实物计量财富。

但统一的帝国如果要发展，货币本身就成了一个基础的问题，这在隋唐二朝，也成为一种重要创新的源头。

杨坚的方法很简单，他采取了新铸五铢钱，来重新规范和统一币制。

他先铸造了样钱，先立个标准。

钱的背面，正面，钱的厚薄，都有固定的范式，每一斤重四斤二两，在样式和重量上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杨坚选择城市为突破口开始推广新钱。

他在每个城市的城防入口之处，放置样钱，同时，开始没收和销毁旧币。

长期坚持下来，市场之上，新币逐渐流通，成为主流，旧币只能偶尔流通在有限的区域内，从而慢慢被淘汰。

旧币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涉及到巨大的利益。

在这场统一货币，禁止恶钱流通的战役中，杨坚为了取得杀鸡骇猴的效果，有意治乱世用重典。

他抓住了一个树典型的机会。

官府捉到了二名以恶钱充好钱的市井之徒，杨坚立即下令将他们斩首。

他一生都在追求中央集权，尤其是皇帝集权，当法律和皇权相抵触时，他非常自然地将自己的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大理丞赵绰站了出来，他不同意皇帝的决定，他要维护法律的严肃。

他进谏道：“此人当坐杖，杀之非法。”

杨坚非常不高兴地说道：“不关卿事。”

赵绰不依不饶，坚持自己的意见，“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

杨坚见赵绰如此不识趣，便语带威胁，严厉地说：“撼大木不动者，当退！”

赵绰毫不退让，更进一步，直逼杨坚，说道：“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

杨坚加重语气，赤裸裸地威胁说：“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焉？”

这句话，语气已经非常不善，言下之意已经暗指天子一怒，就有亡身灭家之祸。

赵绰豁出去了，他跪拜谢罪，但却坚决不退。

即使杨坚不断呵斥，赵绰依然坚持己见。

碰上这种不要命的谏臣，除非杨坚打定主意要做商纣王式的昏君，否则，千秋万代之后，也还会有后人评说。

杨坚出离愤怒，拂袖进入内阁。

这时，需要一个打圆场的人。

柳彧出现了，他也上书切谏，详细直陈得失。

杨坚很快从个人的愤怒中清醒过来。

毕竟，这种分歧，并不是本质上的对立。

作为一个一流的政治家，杨坚的情绪，显然能够服从于大局。

要找到推进货币统一的方式，完全可以另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