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谊摊上事了。

他的儿子突然离世，公主不但死了老公，成了小寡妇，还要天天为他披麻戴孝，不娱不乐，不笑不语。

这成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隋唐的公主们，嚣张跋扈，不遵礼法，那是家常便饭，她们名声在外，很多大臣，清白儿郎都不愿意与皇帝结亲。

即使在唐朝成立一百多年后，唐文宗依然心有不平地说：“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娶皇帝的女儿，要面临很大的现实和政治压力。

隋朝的情况，显然也并不会比唐朝更好。

王谊一样面临这个压力，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物。

王谊为了讨好杨坚，他的儿子死后才一年，便以公主年少为名，请求除掉为夫守丧之礼与丧服。

这是一个容易被竞争对手抓住的错误。

在古代中国，以礼治天下，礼法有时甚至比法律更加具有强制性。

丈夫死了以后，妻子守孝三年，是古之大礼。

现在才过去一年，王谊公然想要去麻，这显然是漠视礼法的行为。

杨坚一朝，所赖以存在的统治理念，实际上只有二字“孝”与“礼”。

只有遵从这二个字，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才可能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可能成为忠臣孝子，一举一动，合乎规矩，一心忠君，全身为国。

以礼治国，思想和观念远比刀剑更加管用，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统治手段。

现在王谊为了讨好公主和杨坚，不惜公然违抗礼法。

这自然授人以柄，容易引起他竞争对手的攻击。

如果说王谊是关陇集团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那杨素就是这个集团之内，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新星。

新人要想上位，必须踏着旧人的尸体才能过去。

杨素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赌赢了这一把。

他向杨坚上书，先指出王谊的错误，“夫妇则人伦之始，丧纪则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

然后，他提出必须按照律法，进行公开的审理，“轻礼易丧，致妇于无义。若纵而不正，恐伤风俗，请法推科。”

理由光明正大，也立得住脚。

但王谊此事，本意是想为公主争取利益，杨坚虽然早就想对王谊下手，这次却并非最佳的时机。

杨坚并没有对王谊做出实质性的处罚，只是从此之后，他对王谊恩礼稍薄。

当不信任的裂缝产生，就会越长越大，最终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王谊不知死活，不肯收手。

他正是年富力强，孜孜求进的中年，他不愿意放弃一马平川的仕途。

其实那也可能是绝命之途。

王谊才四十六岁，在政治上，这是黄金的年龄。

但在杨坚看来，这恰好是王谊的一个致命之伤，因为杨坚以外戚矫诏辅政时，正好是四十岁。

而能得善终的韦孝宽，李穆，于翼为杨坚效命时，都已是七十来岁。

在七十古来稀的古代，他们都已是风烛残年，并不会对杨坚构成致命的威胁。

因为，不管他们本身多么厉害，他们也耗不过冰冷无情的时间。

他们一定会死在杨坚的前面，到时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但王谊的人望和年龄，还有他永不知止的进取精神，在他家的政治婚姻，因为儿子之死而趋于淡薄之时，王谊的威望，就成了和杨坚一朝格格不入的风景。

王谊很快就触犯了杨坚的逆鳞.

因为他心有怨气，便会口出怨言。

这是理所当然，他是关陇集团的中坚人物，是屹立于北周和杨隋二朝的政坛长青树

忽然之间，他就失去杨坚的信任和恩宠，发几句牢骚太过正常。

但牢骚太盛防肠断，这次发的牢骚是他一生之中，无法承受之重。

他发发牢骚，就把命都弄没了。

王谊被人抓尾巴，向杨坚举报，并且安下了一个谋反的罪名。

非常吊诡的是，谋反罪名虽然并不成立，但参与发牢骚的二个人，却先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这就是著名的“牢骚谋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