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之心，天下皆知。

他虽然打着尊隋立代王的旗号，但明眼之人，都知道李渊的最终目的是自己做皇帝。

因而，长安城虽然被李渊近二十万大军重重围困，李渊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故作姿态，愿意尊奉代王为主。

但长安城却根本就不愿意开门接纳李渊，并且紧闭城门，固守待援。

李渊成了一个不受欢迎，也让人畏惧的人。

因为长安的政权，和李渊结下了深仇，也是解不开的私仇。

当李渊在太原起兵之时，隋朝官僚按照惯例，追捕斩杀了他们所能够控制的李渊亲属，李渊的第五个儿子，还是孩童，也死于此次祸乱。

更为重要的是，长安的政权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他们刨了李渊家的祖坟。

这是比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更让人难堪和难以接受的深仇。

当李渊兵临城下时，长安城的主事者忧惧成疾，惶惶不可终日。

刑部尚书卫文升就顶不住压力，只能告病在家休养。

但长安城中其余的主事者，却逃无可逃，也避无可避，他们必须和李渊正面硬刚。

李渊本来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屡次派遣使者在长安城下，向守城士兵说自己是隋室忠良，一心尽忠，但长安城的守军并没有被他的甜言蜜语迷惑，对于李渊的呼喊，置若罔闻。

囤兵坚城之下，久拖不决，迟则生变。

李渊的部下不干了，他们群情激愤地说；“天既亡之，非人能复。违天弃日，劳师费粮，坐守愚夫，恐非长策。请进图之，以观其意。”

李渊还是想给自己立个高大上的人设，他假惺惺地说，：“矢及黄屋，人其谓我何哉？”

这种想立牌坊的心理，让属下诸将郁闷的同时，又私心稍有不耻，但却必须从明面上说服李渊。

他们知道李渊的弱点，直接挑明了说：“又恐巨滑之徒，来争形胜，请更思之。”

兵贵神速，失机则败。

李渊久历人事，非常明白时势的急迫性，况且，部下所言，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天下群雄，虎视眈眈，如果他久囤屯坚城之下，不能快速建功。

当日杨玄感一朝之间分崩离析，了无死所，也是如在昨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李渊知道，他没有时间犹豫了。

李渊的部下们也不想再等待了，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没有李渊的明令之下，一些最近投诚过来的关中的队伍，为了立功，竟然主动发起了对长安的攻击。

主将还在军中，部下竟然擅自行动，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事后也必然被严惩。

但李渊延续了他一直的宽恕之道。

他对这些将士不予追究，很明显，攻击的命令，即使不是李渊本人发布的，也必然是他二个儿子的主张。

关中群豪，动员所有力量，全力攻城，李渊虽然心知不妥，表面上也仍然表示反对，但群雄激愤，缺口一开，洪水滔天，局势再不可掌控。

李渊也无法再去压抑这种局面。

正如他的部下所说：“今至京师，不时早定，玩敌致寇，以挫兵锋，又虑初附之人，私轻太原之兵无能为也。此机不小，请速部分。”

事实上，长安城虽成孤城，他们期盼的东都洛阳的援军，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到达的。

但河东的屈突通确实已追蹑而来。

于隋朝而言，屈突通是个悲情英雄，他明知不可而为之。

当他看到李渊舍河东城不顾而西行入关时，就知大势已去，自己虽然有能力将他们拖在河东城下，但却再不具备在平原上打败李渊的可能性。

但为臣一时，就需为臣一世，他需要尽忠。

于是，屈突通留下尧君素镇守河东城，后者是真正的国士，也是隋朝最后的脊梁，他将在河东城书写自己的传奇。

屈突通亲自率领数万大军，西进解围长安

但他永远到不了长安，刘文静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

刘文静据险而守，屈突通进退不能。

屈突通知道军情紧急，他没有时间了，只能冒险和刘文静决战。

野战确实不是屈突通的强项，加上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不出意料，屈突通再一次失败，他的部下，大多成了唐军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