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旧官僚们抬出了，当日杨隋不开仓救济灾民的理由。

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反对，“百姓饿者自是弱人，勇壮之士终不肯困，国家仓粟须备不虞，岂可散之以供小弱？仆射（曹珍）苟悦人情，殊非国计。”

每一个理由都切中李轨的内心，他既怕群臣树立私德和名誉，危及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又害怕战争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物资。

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财就有势。

于是，他同意让老百姓自生自灭。

这彻底断送了李轨的声望，民心士气，一朝尽失，李轨再也无能为力，他的灭亡指日可待。

恰好在这个时候，安兴贵从长安城单人匹马，施施然进入姑臧。

他生于斯，也长于斯，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这次回来，他将在这里建功立业，也将和他心爱的家乡一起辉煌，也一起老去。

他将开创属于自己的传奇。

安兴贵老成持重，他隐瞒了自己作为李渊使者的身份，但他作为姑臧安氏一族的中坚人物，又刚从长安城回来，眼界已宽，见识自然水涨船高，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有不同。

真正的人才，放到哪里都是稀缺之物。

不出所料，安兴贵得到了李轨的重用。

对于见过世面，又兼本地豪族代表的安兴贵来说，和李轨见面的第一件事情，非常自然地，就是向他请教自安之术。

李轨或者也知道，德不配位，必有灾秧的道理。

他这皇帝做得太辛苦了，如何自安，如何自保，或许在无数个夜晚，李轨心中翻腾，夜不能寐。

安兴贵给了李轨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他先客观分析了李轨面临的处境，他高瞻远瞩地说道：“凉州僻远，人物凋残，胜兵虽十余万，开地不过千里，既无险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类，此而可久，实用为疑。”

然后，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今大唐据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战必胜，是天所启，非人力焉。今若举河西之地委质事之，即汉家窦融，未足为比。”

从理性上看，这确实是个稳妥的选择。

李轨陷入长久的沉默。

或者他想起了义旗刚举之时，自己信心满满，也想起自己当上皇帝之后，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时至今日，他实在已是心力憔悴，自己虽然高居皇帝之位，但却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不得自由。

也似乎更加没有安全感。

也许，他向安兴贵请教自安之道，只是想让他在庞大的胡商势力和自己之间，获得一个折衷的方案。

投降了唐，现在为时已晚。

甚至于自己想摆脱这个皇位，也是力不能及了。

李轨心有不甘地辩解说：“昔吴濞以江左之兵，犹称己为‘东帝’，我今以河右之众，岂得不为‘西帝’？彼虽强大，其如予何？君与唐为计，诱引于我，酬彼恩遇耳。”

安兴贵听到李轨如此狂妄坚定的话语，心中凉了半截，知道李轨根本就不可能被说服。

此情此势之下，让李轨降唐，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因为李轨的这种指控非常严重，严重到可以上纲上线，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

安兴贵庆幸自己没有亮出李渊使者的身份，他见势不妙，赶快表明态度，谦恭地对李轨说：“窃闻富贵不在故乡，有如衣锦夜行。今（安氏一族）合家子弟并蒙信任，荣庆实在一门，岂敢兴心，更怀他志。”

安兴贵稳住了李轨的情绪，为自己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但他也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人，安兴贵转入地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