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智者大师一生的恨事。

在临终前，他给杨广的书信中谈到了这件事，还一直不能释怀。

他描述了当日的情境，“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僧三百，州司惶惧，谓乖国式，岂可集众，用恼官人。”

他的这次集会，被官府认为不符合国家集会的政策，并被认为有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

这是一个正当而正确的理由。

江南历次的反叛或战乱，背后始终总会有影影绰绰的佛门中人参与。

因而，隋朝对于借传道布法为名义的大型集会，非常敏感，并且严格防范。

这符合隋朝的国家利益。

当江南再平，天下无事，杨坚甚至将江南三丈以上的船只收归国有，以消除反对力量的东山再起。

这种一千多人的集会，既有组织，又有领导，同时还有共同的信仰，是一种绝对重大的潜在危险。

当地的主管官吏，断然采取了最严厉的反制措施。

此次集会，在官府的干预和驱逐下，朝同云合，暮如雨散。

智者大师在家乡的布道彻底失败。

此次荆州布道事件，熄灭了智者大师想将佛教和皇权分庭抗礼，最后一次的公开尝试和努力。

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世俗皇权不可置疑的威权，在绝对的力量之下，所有的信仰都弱不经风，而轰然倒塌。

世俗之中，权力就代表一切。

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传教方式，那就是在世俗之外，将佛教发展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宗教。

开宗立派，创建严格的系统，才可能在思想和组织上与世俗的皇权，并行不悖。

智者大师顿悟，他将开创佛教的新天地。

但在这次荆州传教事件中，智者大师欠了杨广一个天大的人情。

当杨广了解到智者大师所面临的困境时，他乘风顺水，做了二件人情。

首先，他和荆州总管打招呼，让他们给予智者大师传道的方便。

最重要的是，他启用自己私人的力量，说服杨坚，让他亲手给智者大师的精舍题名为“玉泉寺”。

皇帝的御书，金字招牌挂在寺院的门楣之上，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也给智者大师传道带来了方便。

智者大师的道场成了皇家御赐，根正苗红地“自己人”道场。

但这也欠了杨广一个天大的人情。

杨广抓住这个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再一次延揽智者大师进入江都。

在接下来的二年，杨广给智者大师写了六七封书信，屡次请求智者大师再临江都。

对于世俗皇权的强力要求，智者大师已经无法再拒绝，或者，在荆州传道之后，他也不想再拒绝了。

智者大师调整了佛教的发展方向，他顺江东下，再履江淮。

杨广曾经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既然智者大师不肯合作，那就另外再选一个人继承他的衣钵。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管江南的佛教势力。

杨广自诩天下第一，他现在又是智者大师的弟子，继承智者的衣钵，他觉得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本人。

但他又一次遭到了智者大师的无情拒绝。

智者大师不置可否，他只是不痛不痒地给杨广献了一部新作《净名经疏》。

但杨广其志不在此，他终于挑明了自己的目的，要智者大师传授自己衣钵，让自己成为江南的宗教领袖。

这与智者大师想让天台宗成为世俗之外，独立发展存在，可以和皇权匹敌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智者大师断然拒绝。

他知道，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也要坚持道统的独立。

杨广虽然并没有用强，但和第一次在江都拜师有所不同的是，北方杨坚庞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身上。

智者大师此次再临江都，带了一个四十人的僧团，本来是准备在江都弘法。

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

但非常吊诡的是，他作为江南佛教领袖，来了这么多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向他求道。

这显然是世俗的皇权，又一次显示出它粗暴而强横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