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人以弱，突厥人得寸进尺。

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每一年，无数次南下骚扰掳掠李唐国境，以满足永无止境的欲望。

国力渐长，李渊也逐渐硬气。

他召集群臣开会，第一次正式提出和突厥正面开战的计划。

他开宗明义地提出问题：“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

大臣们纷纷发言，郑元寿屡次出使突厥，亲眼见识他们的强大，他是主和派，想维持现状，“战则怨深，不如和利。”

封德彝把握住李渊那颗躁动的心，他知道李渊的想法。

于是，他打蛇随棍上，附和李渊说道：“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

这实际上意味着唐朝当时虽然没有能力全面和突厥开战，但在局部的战场之上，已可以和突厥争一日之长了。

李唐的国力一日千里，李渊在突厥的阴影下憋屈了太久，他也想追求心中的阳光。

当他看到突厥的力量在变弱，李渊又动起了心思。

他更进一步，想在国家的层面，正式和突厥划定界限。

李渊斩钉截铁地对侍臣说：“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强，吾虑其扰边，礼同敌国。今既人面兽心，不顾盟誓，方为攻取之计，无容更事姑息。其后改书为敕诏。”

这似乎很有自我标榜的意味。

李渊太原起兵，向突厥臣服，某种程度上是附属关系，当然不是对等的两国关系。

即使李唐现在国势日上，也还处在需要用子女玉帛贿赂突厥的阶段，还远远达不到当年隋文帝时，突厥自视为大隋的子民，以臣子自居的黄金年代。

但无法否认，李渊当时已经有了和突厥叫板的底气，这才给了他说这话的勇气。

李唐上层隐约感觉到颉利可汗对于突厥的掌控力在减弱。

颉利可汗曾经在河东道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当时几十万突厥战士，自介休往晋州（今山西临汾），数百里间，填山充谷，蔚为大观。

当时李唐正在河南河北征战，是属于焦头烂额，最为空虚软弱的时期。

李渊做了两手准备，一是武力防御，二是派出特使求和。

情况非常明显，当时李唐不可能双线作战。

他们并没多少实力兼顾河东战场，只能寄希望于特使郑元寿，而后者也没有辜负李渊的期盼。

郑元寿是颉利可汗的老熟人，或者说，从事实和结果讲，颉利还要感谢郑元寿，因为没有他，颉利的大可汗之位，也许只能永远是空中楼阁。

当年，处罗可汗之死，一直都有另一种说法，说是郑元寿下的毒，这种事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许于突厥一国有害，但颉利却是事实上的受益人。

他在随后的大可汗之位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突厥新的主人。

郑元寿确实是大才。

他被扣押在突厥几年，但并没有闲着。

他利用各种机会，认识突厥的上层人物，对于其风土人情，以及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熟谙于心。

在唐初，他就是李唐王朝的最专业的突厥通。

他前后五次出使突厥，几次都遭遇死亡危险，但天佑大唐，他每次都化险为夷。

连李渊都发自内心地赞扬他，“卿在虏庭，累载拘系，苏武弗过之也。”

这次临阵派出的突厥特使，自然是非郑元寿不可。

虽然当时他的母亲刚刚过世，他还处于守丧期，但自古忠孝难二全，此身既已许国，当再无小家。

郑无寿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再一次站了出来。

他在千军万中，见到颉利，郑元寿当面指责颉利违背和唐朝的和亲约定。

刚得到财物，翻脸不认人，这是无信。

这也是确凿无可辩解的事实，颉利虽然强悍，但大草原上，也有信守承诺的风范，颉利一时之间，无话可说。

郑元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他当然不是来吵架和指责颉利的，失信或者能让颉利慌于一进，却并不能解决问题。

利字为先，只有利益才可打动人心。

依靠他在突厥时，对突厥内部关系的了解和掌握，郑元寿推心置腹地和颉利可汗谈论起当前形势。

“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按照突厥出军的惯例，大可汗本来可以得到最大份额的财富，但郑元寿知道突厥内部，已经各生异心，很多将领和颉利可汗面和心不和，他们私自截流了财富，真正落到颉利手上的，并没有多少。

但他却无可奈何，郑元寿刺到了他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