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初，徐至摩从北平寄来了新月社的稿子。↗，

这是他和林子轩商量好的，先创办一本文学杂志，用来宣传新月社的文学理念。

正如文学研究会有，创造社有一样，新月社也要有自己的宣传阵地，那就是。

杂志每月发行一期，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也刊载文学评论和国外的翻译作品，算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一般而言，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性话题。

徐至摩负责在北平约稿和编辑，然后寄到上海来由万象书局发行。

这种模式和文学研究会的类似，郑震铎同样是从北平的新文学作家手里约稿，只是以刊载和文学评论为主。

自从新文学启蒙以来，创办的新文学杂志并不多，也就以北大的，和较为有名。

大多数新文学作家还在以各大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文章的首选。

杂志早期以“文艺复兴”相号召，刊登了许多鼓吹文学革命的论文和、诗歌等白话文学作品。

林子轩的那些诗歌就是刊登在杂志上，才得以出名。

但它一开始就存在着否定一切传统、“极端崇外”和“全盘欧化”的倾向。

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逐渐分化，杂志在2卷1号以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论文，1922年3月出至3卷2号停刊。

它对于新文学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是文学研究会从鸳鸯蝴蝶派手中抢过来的。沈燕冰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成为了向旧文学发起攻击的主要阵地。

郭沫偌的创造社虽然处境窘迫。却走在了不少文学团体的前面，自己创办了杂志和报纸进行宣传。聚拢了一批年轻的新文学作家。

客观的说，在新文学领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当然，这和他们四处找人论战也有关系。

在任何时代，想要掌握话语权就需要通过媒体进行宣传。

在后世，电视和网络是主要的宣传工具，而在民国时期，报纸和杂志这种纸媒才是重点。

新文学内部的分化已经不可避免，内战早已开始。那么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尤为重要，这就是在争夺话语权。

无论是鲁讯还是胡拾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是新文学刊物繁荣发展的时期。

为了抢占先机，杂志才要在年底发行。

林子轩翻了翻这一批的稿子，可以看得出徐至摩费了不少心思，创刊号一定要打响名头，那么就需要有份量的稿子。

这个份量既指稿子的质量，也指写稿子的人具有的名望。

第一篇是胡拾的稿子，内容是他对古诗的研究。最后不免提到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这也是他“整理国故”的中心思想。

原本这类稿子都会刊登在北大的上。

是北京大学于1923年出版发行的一种研究国学的学术性刊物。